美国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也是重要参与者，更是长期受益者。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长期占全球GDP总量的25%以上，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更是高达60%。凭着这些优势，美国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享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但近年来美国矢口否认自己是自由贸易的获益方，反而大谈“吃亏论”，并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四面出击挑起经贸摩擦，成为了这套体系“最不守规矩者”甚至是最大的破坏者。特别是近期美国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假借贸易公平的名义，通过单边强制手段，把关税工具化、武器化，其本质仍是以公平贸易之名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
历史反复证明，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终将反噬自身。例如，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曾以“保护本土产业”的名义，对来自他国的约两千种商品征收50%以上关税，结果导致美国深陷大萧条危机，全世界也深受其害。又如，2018年，特朗普上任伊始便打着“美国优先”“让制造业回流”的旗号，先后对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事实证明这是一场“21世纪最昂贵的政策实验”。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美国消费者每年为关税多支付了约570亿美元。
反噬效应已有所显现
此次美国单方面发动关税战，对其形成的反噬和冲击很可能超出以往。事实上，“对等关税”的反噬效应已经有所显现。一是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反噬美国国民福利。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供求原理，高关税导致进口锐减，总供给的减少将带来物价的持续攀升，而高通胀的苦果最终还是会由普通消费者“买单”。多项独立研究表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关税的实际成本，绝大部分最终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至美国企业和家庭。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4月15日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关税措施将使各商品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上涨3%，服装、纺织品、食品、新鲜农产品、汽车等商品价格将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这些会使美国低、中、高收入家庭年均支出成本分别上升2200美元、3800美元和10500美元。
二是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对等关税”不仅推高消费价格，还将挤压企业利润。事实上，高关税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逐级传导同翔网，加大供应链断裂与产业空心化风险，不仅难以达到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反而将削弱其产业基础。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发出警告，美国政府施加的广泛惩罚性关税将在大西洋两岸造成严重损害，不仅无法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反而会引发一场互设壁垒的升级对抗，受损的不仅是欧洲企业的出口利益，也将严重阻碍美国自身产业的转型升级。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90%以上的关税成本将转嫁至美国进口商、下游企业和最终消费者。
三是加大经济衰退风险，加速美国霸权衰落。美国媒体指出，经济模型预测表明，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计划全面生效，2025年美国的实际消费将下降2.4%，GDP将收缩2.6%，就业将下降2.7%。而且，其负面影响将在未来15年陆续释放，包括投资枯竭、生产力放缓、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等。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对等关税”可能会加速美国的战略透支与霸权衰落。美国政府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而采取的种种单边举措，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脆弱性，也严重削弱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号召力。这或将是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贸易保护主义“四宗罪”
历史已经数次证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助于改善本国经济，反而会严重破坏世界贸易投资体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变本加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与持续增长。
一是动摇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多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而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基石，即在于各国通过协商达成的关税减让承诺。美国强推“对等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完全无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非歧视性原则和互惠原则，试图以强制标准替代原有的多边贸易制度框架，不仅进一步削弱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和威慑力，而且会抬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势经济体的参与门槛，从而严重扰乱和冲击全球经济秩序。正因如此，美国相关政策一经宣布，就招致国际社会普遍批评和反对。
二是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合作，是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是各国根据自身的产业、劳动力、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进行选择，历经数十年市场竞争淬炼所发展形成的“效率最优解”，也是符合各国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但近年来美国动用出口管制、加征单边关税、国内歧视性补贴、构建排他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等各类政策工具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干预，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和重组。这种重组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全球产业链的效率。据测算，如果苹果公司将10%的供应链从亚洲迁回美国，iPhone售价将飙升至3500美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
三是扭曲全球市场资源要素配置。经过全球化数十年的演进，国际分工已从过去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向以“要素”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变，各国资源要素的差异和互补构成了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因。美国政府滥施关税等手段，试图通过“对等关税”否定资源要素的差异性特征，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许多跨国公司在“对等关税”压力下，不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投资决策的首要考量，而是转向安全优先，这种反效率导向的资本流动，将使全球资源配置偏离效率最大化的轨道。另一方面，贸易阻断使中间品贸易作为技术扩散通道和知识溢出载体的功能受阻，知识要素的跨境协同创新网络面临破裂风险。
四是影响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稳定、开放的贸易投资发展环境。近年来，美国将经贸规则作为“霸权工具”，在技术领域搞“小院高墙”，在贸易领域搞“双重标准”，在全球治理领域搞“退群毁约”，这一系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割裂的是市场、透支的是未来，使本就低迷乏力的世界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据WTO测算，如美国继续实施“对等关税”，同各类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蔓延叠加一起，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总体萎缩1.5%。IMF也发出警告，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可能使2030年全球经济规模萎缩1.5万亿美元。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了一些“回头浪”，但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也在加速汇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深化、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推进、金砖国家的扩容都表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胶着，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正如《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所指出的，“世界决不会也不应该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任何试图阻断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将被全球化的潮水冲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同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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